【人文论评】精英不能只关注自己圈子的事情

              精英不能只关注自己圈子的事情

                                                         作者： 彭小瑜

太平的日子里，有些类型的新闻出现了多次，大家逐渐就见惯不怪，舆情也就波澜不惊。譬如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的状况常被提及，大家一般不再有持续和有力的关注。新华网4月4日报道了“湖南农村教师白天教课，晚上搬砖赚钱贴补家用”。这条消息当然会被转载，但是几天之后也就沉寂不为人们注意了。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我们的社会精英身上是有几个敏感点。现在看来，农村教育显然还不是这些敏感点之一，所以难得在舆情上有影响力很大的名人出来说话，要有也是偶尔说说，话音一落，紧接着就是一片寂寥清冷。显然关注这个问题的名人还是太少，大家关注的力度也不够大。这是一个在根本上触及社会发展的问题，需要全社会持续地关注，尽管我们很多人自己并不住在农村，我们的孩子也不会在那里上学。

精英阶层社会关注不能都等到问题触及自己所在圈子的利益。我在这里列举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美国作家和学者来说明这个道理。在各个领域，精英阶层总是应该超前一点发现问题，给社会发展提供一些建议和帮助。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是因为他们切身的感受，甚至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譬如在大家比较关心的环保领域，《寂静的春天》（1962年）的作者卡森女士学过生物学，接触过当时新兴的环境科学。此外，她还是鸟类和植物的爱好者。她一开始主要关注野生花鸟的保护，后来因为朋友的花园受到政府喷洒的滴滴涕的破坏，愤然写作了这部尖锐批评农药工业和政府政策的作品。

然而也有很多学者的社会关怀与他们自己的出身、处境和背景没有直接联系，有时甚至是与之抵触。他们不仅出于良心去关注社会公益问题，甚至对自己所在的圈子和阶层提出不客气的批判。他们在美国往往被主流社会认定为“激进分子”，有时候还受到排斥和打压。《震撼世界的十天》（1919年）是美国第一部介绍十月革命的著作，其作者约翰·里德出身于大富商家庭，哈佛大学毕业，以记者身份积极支持美国的劳工运动，后来参加了美共的创建。研究日本文化的《菊与刀》（1945年）有多个中文本，其作者鲁思·本尼迪克出身于英裔新教白人的家庭，没有美国少数族群的背景，毕业于瓦萨学院和哥伦比亚，但是毕生致力于批评种族歧视和鼓吹文化多元主义，还参加过多个左派组织的活动，被指责为“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在1934年出版的《多种文化范式》一书里面，她质疑了西方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性。她在二战期间为美国军方工作，但是在《菊与刀》一书中却提醒政府，在注意日本社会特点的同时要避免贬低或者丑化其文化，要尊重日本民众，尤其不要把美国的政治制度简单直接地搬到日本社会。该书对美国战后对日政策产生很大影响。

威廉·阿普尔曼·威廉姆斯是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修正派领袖，长期反对美国对外扩张政策。他的名著《美国外交的悲剧》（1959年）已经受到国内研究者的重视。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是，威廉姆斯不仅本人是美国海军的退役军官，其父亲也是军队飞行员。他在退役之前就支持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活动，后来在学术研究中还注意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他的核心观点是，美国错误地把对外经济扩张当作民主和繁荣的前提。这种独到见解不可能考虑到外交史的所有复杂性，对美国主流的舆论、思想和政策却有着微妙的调整和平衡作用。

这几位美国作家和学者能够在自己个人环境和切身利益之外关注大众命运和社会公益，而且他们都受到过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影响。他们对人民真切关怀构成了他们真诚的激进生活态度。在我们当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学者和社会精英更应该有热情和智慧来关心和推进社会公益，包括呼吁和支持把乡村教育真正办好。我们一直在担忧的“拉美化”和“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那就是乡村教育的落后。只有乡村教育得到切实的改善，整个社会才可能真正地前进。

乡村教育应该是我们所有人持续关注的热点。

                      （转载自：凤凰论评 http://news.ifeng.com/a/20150419/43583630_0.shtml）